左的批判

以免读者的背景不同造成误解，开头还是要先澄清，“批判”并不是“批评”，哲学上的批判不是单纯去负面的指责食物，而是仔细地考察其边界与来龙去脉，思考其合理性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

本文批判的“左”，并不是虚空画靶的抽象事物，也并非从“右”的立场出发去思考“左”。 恰恰相反，是我近来觉得自己有些太左了，左到觉得身边的许多人都太右，因此希望退一步来仔细考察自己的思想。

左的思想

事情的起因是昨晚和母亲打电话，又一次被催着入党考公，这个话题被聊了无数次，聊到万分厌倦，几乎每周打电话都会在10分钟内收敛到这个话题上。 抱着这个问题今天必须有个了结的想法，我放弃了浮于表面的结论对立，尝试去和他们解释背后的思路。

忽略中间的细节，对话发展地十分轻松和缓，让我最后问出了那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我想是在写《愧怍》时遇到的）：

吃着体制铁饭碗高薪的人，面对辛苦劳作却只能拿到微薄收入的农民时，难道不会感到愧疚吗？

母亲给我的答案是，她会同情他们，但不会愧疚。 因为压迫他们的不是自己，而是制度，尽管她承认自己从制度上获益，但对这个制度的改变没有能力，应当愧疚的是马云之流的富人。

可我的观点是，这个制度能够存续下去，每个人都有责任，而指望那些最顶端的人带动改变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是说他们是邪恶、自私的人而不愿改变，我相信富人中也有善良的人，但即使他们想改也不可能改变，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因为一个领袖的观点改变就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从古代君臣、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斗争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何况，抛开改变制度不谈，即便这个制度是无法改变的，作为一个受益者，面对一个受害者，难道不应该有愧疚之心吗？ 难道一个“幸运者”，不应当感到对“不幸者”的“愧怍”吗？

她认为这种制度持续千年，自古至今皆是如此，个体能做的，不过是尽可能从受害者跻身到受益者群体。 制度已成既定的客观事实，那余下的也只剩下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般，听从命运的安排。 正是这种对制度的无力感，取代了对个体的愧疚感。

左的边界

我不是一个认为自己思想是普遍真理的人，因而我总会试着去理解那些与我不同观点的合理性在哪里，这又如何撬动我思想的根基。 现在，关于左右之辩，我觉得可以稍稍深入说些什么了。

左和右的分界，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应然的，一个是实然的。

应然之界

所谓“应然”，是指这个世界合理的样貌应当是什么样子。 或许我们无法达到，但至少承认这是一个理想的或更好的状态。

仍旧以职业为例，这次我们聊职业选择。 在现实中，家庭背景的差异往往限制着个体的职业选择与发展路径。

一个不去工作明天就会吃不上饭的家庭里，你不能指望孩子可以安心接受教育。 即使他非常清楚，教育会在未来带来极大的回报，可以让他在十年后，一年内挣到当下的工作一百年挣来的工资，他依旧只能选择去工作。 美好的未来固然美好，但前提是你要有未来。

进一步讲，你也不可能指望这样一个孩子去从商从政，在上帝视角来看，他或许对此有些天分，但他的成长环境注定了他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和经历去做这些事，因而他的天分也就永远得不到展现的舞台。 与此同时，一个即使缺少天分的孩子，也可以靠着资源的累积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或政客。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足以表达我的观点。 此时，如果你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缔造者，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这个社会施行什么制度，你对这个差异做何选择？

你可以认为个体不应当背负家庭的债务，要让他们的天分得到充分的发展与使用，你希望每个人在人生的开始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那么你选择了左的路，你要求社会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的福利和条件，让他们可以摆脱家庭的束缚。 可是，这些条件从哪里来？ 从富人那里收取，在为穷苦的孩子提供良好条件的同时，富人的孩子被剥夺了他们的条件，这在当代社会往往体现为遗产税。

你也可以认为富人的孩子不应当被如此对待，他们打拼了一生，理应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赛道上领先几步。 那么你选择了右的路，你让成功者得到奖励，也就意味着失败者要受到惩罚。

左的路更加公平，但它挫败了个体的积极性，可能拖缓社会的进步；右的路更加丛林法则，但它如果对积极性的鼓励足够强大，可能使得社会进步的如此之快，以至于不公平分配下的穷人生活，也好过公平分配下缓慢发展社会的平均生活。

这两种观点都不是错的，但他们又是不能同时实现的。 你可以说，社会不是非黑即白的，可以将两种制度结合起来。 这当然没错，可究竟以怎样的比例结合，这也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造就了所谓的政治光谱，因而你可以看到比你更左和更右的人。

实然之界

这是对于左的另一个常见的反驳，也是我在前些年红极一时的《思想验证区域》综艺中学到的教训。 或许我们都认同某个理想，即我们在应然的分界上达成一致，但对于现实中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却有分歧。

有人承认公平社会的理想很美好，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无论是推翻现有制度还是对理想制度的维系。 那么在这种意义下，左的道路就沦为空谈，只有情绪的宣泄却对现实毫无用处。

教育在这里依旧是个很好的例子（毕竟我们小镇做题家只熟悉这个……）。 无数学生在读书时都抨击过高考制度的不合理，引发的应试教育抑制了学生的发展。 社会上一个常见的回答是，这个制度的确不好，但问题是拿不出一个更好的制度。 学生们希望的搞素质教育、自主招生，看起来很好，但最后无非是成了精英们的游乐场，最后受损的是教育公平。

左的根源

其实这部分才是我写这篇博客的核心动力。 在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很左后（昨晚思考时聊着玩让GPT给我打个分，最左10分我拿到了9分），困扰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这么左？

统计意义上来说，学生、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是左的，但这不足以回答我的问题——我显著地感受到自己比身边的同学更左。 或许还有从小接触西方文化较多，被所谓普世价值影响较重的缘故，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结果而非原因，而且有些过于随机了。 对哲学和人文的涉猎会有助于我对制度现状进行解构和提出挑战，但有着这么多的人文学者，也不是人人都左到9分的程度吧（笑）。

昨晚睡前看书时，胡思乱想看不进去，生出了一个“诛心”的唯物解释：我希望左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现状的受害者，而一个我希望的更左的制度能够让我受益。 人们常调侃小镇做题家只会做题，做完题毕业就不知道做什么去了，实则是我们只能靠做题，做完题毕业就没有路了，再高的学历也不过是成为一个打工人，这辈子也不可能追上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 对打破天花板和固化的阶级渴望，转化为对制度的不满和思想的左倾，并把自己的愤懑投射到了更穷苦的人们身上，从而为自己的辩护和谋利披上神圣的外衣。 不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呼吁维持现有制度是在为自己谋利，那些打着无知之幕和公平旗号的改革者也是。

用人们最熟悉的话来说便是：

屁股决定脑袋。

如此一来，对左、右思想的迷思或许是破掉了，可对物质决定论的执念却越来越深。